罪己诏汉武帝原文翻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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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内容：
上乃下诏，深陈既往之悔，曰： 前有司奏，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，是重困老弱孤独也。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。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，危须、尉犁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，发畜食迎汉军，又自发兵，凡数万人，王各自将，共围车师，降其王。诸国兵便罢，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。汉军破城，食至多，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，强者尽食畜产，羸者道死数千人。朕发酒泉驴、橐驼负食，出玉门迎军。吏卒起张掖，不甚远，然尚厮留其众。曩者，朕之不明，以军候弘上书言“匈奴缚马前后足，置城下，驰言‘秦人，我B323若马’”，又汉使者久留不还，故兴遣贰师将军，欲以为使者威重也。古者卿大夫与谋，参以蓍龟，不吉不行。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、御史、二千石、诸大夫、郎为文学者，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、赵破奴等，皆以“虏自缚其马，不祥甚哉！”或以为“欲以见强，夫不足者视人有余。”《易》之卦得《大过》，爻在九五，匈奴困败。公军方士、太史治星望气，及太卜龟蓍，皆以为吉，匈奴必破，时不可再得也。又曰：“北伐行将，于鬴山必克。”卦诸将，贰师最吉。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，诏之必毋深入。今计谋卦兆皆反缪。重合侯得虏候者，言：“闻汉军当来，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。单于遗天子马裘，常使巫祝之。缚马者，诅军事也。”又卜“汉军一将不吉”。匈奴常言：“汉极大，然不能饥渴，失一狼，走千羊。” 乃者贰师败，军士死略离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请远田轮台，欲起亭隧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优民也。今朕不忍闻。大鸿胪等又议，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，明封侯之赏以报忿，五伯所弗能为也。且匈奴得汉降者，常提掖搜索，问以所闻。今边塞未正，阑出不禁，障候长吏使卒猎兽，以皮肉为利，卒苦而烽火乏，失亦上集不得，后降者来，若捕生口虏，乃知之。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，以补缺，毋乏武备而已。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，与计对。
译文：
前些时，有关部门奏请要增加赋税，每个百姓多缴三十钱，用来增加边防费用，这样做会明显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。如今又奏请派兵到轮台去屯田，轮台在车师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）以西一千余里，上次开陵侯攻打车师时，虽然取得了胜利，迫使车师王归降，但因路途遥远，粮草缺乏，死于路上的就有数千人，更何况轮台还要往西呢！过去是朕一时糊涂，仅凭一个名叫弘的军候上书说：匈奴人捆住马的四蹄，扔到城下，说要送马给我汉朝，再加上匈奴长期扣留汉使不让回朝，所以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兵征讨，为的是维护汉使的威严。古时候，卿大夫提出的倡议，都要先求神问卜，得不到吉兆是不能施行的。因此，贰师将军这次出征前，朕曾普遍地征询朝廷诸位大臣和某些地方长官的意见，他们都认为‘匈奴人捆缚自己的战马，是最大的不祥’，或者认为‘匈奴人是向我国显示强大，而实际上他们的力量并不充足，只不过是故意向人显示自己力量有余而已’。那些负责求神问卜的方士和星象家们也都认为‘是吉兆、匈奴必败，机不可失’。又说：‘遣将北伐，至山必胜。卦辞显示，诸将中，以派贰师将军前去最为合适。’所以朕才派遣李广利率兵出征，并告诫他务必不要深入匈奴腹地。可谁曾想，那些计谋和卦辞全都与事实相反。后来抓到的匈奴人说：‘匈奴人捆缚战马，是为了对汉军进行诅咒。’匈奴人常说：‘汉虽强大，但汉人不耐饥渴，匈奴放出一只狼，汉军就要损失千只羊。’等到李广利兵败，将士们或战死，或被俘，或四散逃亡，这一切都使朕悲痛难忘。如今又奏请派人远赴轮台屯垦，还要修筑堡垒哨所，这是劳民伤财的建议，朕不忍听！负责民族事务的大鸿胪还建议招募囚犯护送匈奴使者回国，以封侯作为奖赏，让他们刺杀匈奴单于，以发泄我们的怨愤，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连春秋五霸都耻于去做，更何况我们大汉王朝呢！况且匈奴对投降他们的汉人要全身严密搜查，怎么可能行刺匈奴单于呢！当今最重要的任务，在于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，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，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，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，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，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。各郡、国二千石官员都要制定本地繁育马匹和补充边境物资的计划，在年终呈送全年公务报告时一并报送朝廷。”
创作背景
汉武帝刘彻（公元前140—前87年）是西汉第七位皇帝，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但到汉武帝晚年，他建明堂，垒高坛，树“泰一”尊神，大搞顶礼膜拜，并且靡费巨资，多次封禅出游，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。为了通神求仙，他听信方士之言，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，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，用以搜集甘露，和玉屑饮之，以为可以长生不老。并任用江充，最终酿成“巫蛊之祸”，逼死太子刘据和卫皇后，受诛连者数万人。
经济上，由于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和肆意挥霍，国库已经空虚。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，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，并出卖爵位，允许以钱赎罪，使国家经济好转，但也使吏制进一步腐败。广大平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，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暴乱，并且愈演愈烈。
军事上，公元前90年（征和三年），贰师将军李广利受命出兵五原（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）伐匈奴的前夕，丞相刘屈牦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。后刘屈牦被腰斩，李广利妻被下狱。此时李广利正在乘胜追击，听到消息恐遭祸，欲再击匈奴取得胜利，以期汉武帝饶其不死。但之后兵败，李广利只得投降匈奴。
以上种种打击使汉武帝心灰意冷，对自己过去坚持的施政主张开始动摇。公元前89年（征和四年），桑弘羊等人上书汉武帝，建议在轮台（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）戍兵以备匈奴（既，将新疆等广阔西域领土纳入中国统治），然而汉武帝并未同意，驳回了桑等人的建议。并下诏反思自己，称“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。修马政复令以补缺，毋乏武备而已”。史称“轮台罪己诏”。
应该了解的是，历史上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，并非很多世人所认为的武帝时期，而是在汉武帝的重孙汉宣帝时期。汉宣帝地节二年（西元前68年），宣帝遣骑都尉郑吉屯田渠犁（今库尔勒市）防范匈奴，始设西域都护府，这是汉族中央王朝宣誓对新疆主权之始，其所遵循的就是桑弘羊的遗策，这比武帝征讨西域晚了几十年。（至西元2014年新疆（西域）作为中国自古所有的领土的一部分，已存在2082年矣，超过对许多南北方边疆地区的统治时间。两千年来新疆的原住民族除汉族外，大部分早已为物是人非。）
按：桑弘羊本洛阳商人子，十六岁与孔谨、东郭咸阳等入宫为郎官，学习理财，后累官为御史大夫，位列三公。是西汉著名法家代表人物，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。武帝死，外戚霍光擅政，诬其谋反后加以杀害，时已七十三岁高龄。《盐铁论》就是记载其政治、经济主张的著作。
汉武帝刘彻
汉武帝刘彻（公元前156年－前87年），杰出的政治家、战略家、诗人。十六岁登基。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。采纳主父偃的建议，颁行“推恩令”，解决王国势力，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。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结束先秦以来“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”的局面。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，击溃匈奴、东并朝鲜、南诛百越、西愈葱岭，征服大宛，奠定了中华疆域版图，首开丝绸之路、首创年号，兴太学。刘彻开拓汉朝最大版图，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，汉武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。晚年穷兵黩武，又造成了巫蛊之祸，征和四年刘彻下罪己诏。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，享年70岁，谥号孝武皇帝，庙号世宗，葬于茂陵。
秦朝通过多年战争，实现统一，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，国力已是强弩之末。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，是人民揭竿而起，秦王朝二世而亡。汉朝建立后，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，推行无为而治、与民休息的政策，经过70多年的积累，到刘彻即位时，国库丰盈，国力进入全盛，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。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，过了20来年，国库即告空虚。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，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，并出卖官职爵位、允许以钱赎罪。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。于是又建刺史制度，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，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，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，且愈演愈烈。在朝廷高层，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，集大权于一身，凭随意喜怒，即对大臣或擢或杀，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。文帝时期，汉朝就废除了“诽谤罪”、“妖言罪”，可到了武帝时期，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，甚至发展到了“腹诽罪”。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，不敢说，只是嘴唇动了动，就被认为是“腹诽”（即肚子里不满）而处死。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，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。到了武帝晚年，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、危机四伏。
那么，汉武帝“其所以有亡秦之失，而免亡秦之祸”（司马光在<资治通鉴>语）的原因又在哪里呢？很重要的一条，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，悬崖勒马，调整了政策。公元前89年（武帝去世前两年），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，对此武帝下诏说：“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（每口增加30钱税收），助边用，是重困老弱孤独也。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。轮台西于车师千馀里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，虽胜，烽其王，以辽远乏食，道死者尚数千人，况盖西乎！”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悻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伤百姓，靡费天下者，悉罢之”“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（因养马而免徭赋），以补缺，毋乏武备而已。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“轮台罪己诏”。
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，回到了与民休息、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，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。
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，汉武帝后来能够“罪己”，及时转弯，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。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。后人常把“轮台罪己诏”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，其实执政者“罪己”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。<左传·庄公十一年>记载：“禹汤罪己，其兴也勃；桀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”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、详尽地留传下来，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“罪己诏”的皇帝也不算错。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。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，往往会下一道“罪己诏”，公开检讨，以表示与民更始。虽然，正如苏轼所言，执政者“罪己”的目的是为了“收人心”，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。试想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，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，也是万岁、万万岁，而臣子则以歌功颂德、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，这是常态。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“罪己”，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，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，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；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，水能载舟亦能复舟。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，考虑民意，不可过分胡来。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。
评价争议
史学界对于《轮台诏》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存在争议。有观点认为，《轮台诏》可谓是“轮台罪己诏”，它意味着汉武帝刘彻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感到悔恨，标志着治国路线由“尚功”调整为“守文”。但也有观点认为，《轮台诏》并非“罪己诏”，其所调整的仅是在西域的具体政策，是班固、司马光等史学家夸大了该诏的意义。
路线转向说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汉武帝在征和四年（前89年）罢遣方士，并于其后下《轮台诏》，否决大臣呈上的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。不少古今学人根据此段记载，主张这些措施意味着汉武帝晚年改变了他的施政方针，从此武帝一朝停止对外征伐，转向“守文”。例如，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提出，汉武帝晚年发布的"轮台诏"，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，正是依赖这一转变，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。其后，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，亦持有同样看法。
采取这种看法的研究中，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深的是田余庆发表于1980年代中期的《论轮台诏》一文。该文探究武帝晚年内外形势，论及武帝、太子集团矛盾，更系统地论述说，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，由横征暴敛、穷兵黩武，转向所谓"守文"，从而"澄清了纷乱局面，稳定了统治秩序，导致了‘昭宣中兴’，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"。这一重大论断，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，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。
权宜之变说
有观点认为，《轮台诏》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。在诏书中，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武的悔悟，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，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。同时，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也并没有从穷兵黩武转变为“守文”。
这方面的观点，古已有之。例如宋代王应麟在总结昭、宣二帝时期汉朝的政治状况时即讲到：“昭帝幼，霍光秉政，……遵武帝法度，以刑罚痛绳群下。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。……武帝用法之深，霍光因而不革，绳下益峻。……宣帝好观《申子·君臣篇》，所用多文法吏，忠厚之泽斩焉。……以刑名绳下，以法律为《诗》《书》，帝之治体可见。”
在田余庆《论轮台诏》发表后，仍有学者认为“汉武帝仅从伐车师、苦边卒两个方面作了很不彻底的罪己监察”。师从田余庆的陈苏镇也指出：“《汉书·西域传》夸大了武帝悔过的内容，夸大了轮台诏的意义，也夸大了由此引起的历史转折的幅度。”辛德勇于2014年发表论文《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》，后又扩充为《制造汉武帝》一书及增订本，除对《轮台诏》和汉武帝晚年政策详加论述外，还扩及巫蛊之祸等，认为幡然醒悟、洗心革面的晚年刘彻形象是经过司马光有意塑造的。他的相关论述引起较大反响，支持与反对的意见同时存在。